天启朝的文官集团，依旧走着万历朝的老路：

遇事只会推诿，要钱时攥着国库不松，要办事时又处处掣肘。

天启帝瞧着这群文官，只觉得“真不可用”，索性重新启用东厂番子，走回他爷爷万历“靠内庭办事”的旧路——

只不过他性子更急，手段也更直接，一上来就着手夺文官的权柄。

起初倒也没出大岔子：

东北战事吃紧，朝堂文武集团本就弱势，天启帝拿权时没遇太多阻力。

可偏偏就是这“弱势”，给了东林书院那帮人机会——

他们天天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借着朝堂权力真空，竟一步步爬了上来。

这边东林党想掌权，那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也不肯让，两边立刻对上了，朝堂成了他们争斗的战场：

你参我一本，我陷你一局，连前线的军饷、粮草都成了争斗的筹码，最后闹得民不聊生，东北的战事也被彻底耽搁。

崇祯帝一继位，便雷厉风行掀翻阉党，又借着限制朝堂官员权柄的机会，定下“监军、巡按、军镇三位一体方可用兵”的规矩——

这一手直接把内阁、兵部、都督府手里的调兵权收了回来，从制度上巩固了皇权，单论这事，做法本就没什么错。

若不是后来遍地起民乱，崇祯朝本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时代。

论掌控力，崇祯帝确实有一套：

对朝堂官员，他说一不二，没人敢公然违逆；

对军队，他牢牢抓着兵权，将领任免、军饷调配都由他定夺；

对地方，布政司、知府们也都规规矩矩，不敢擅自行事。

若只比治政手段，他能甩万历帝好几条街——

万历靠“装死”应对朝堂，崇祯却敢直接动手整肃权力格局。

可他偏偏栽在了“志大才疏”和“急功近利”上：

总想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对后金用兵，刚打了场小胜就想速战速决，结果屡屡受挫；

又比如整顿吏治，急于求成之下，反而让不少能办事的官员被牵连。

更要命的是“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