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些金块大小统一、便于搬运，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应急本钱”，本是打算逃出生天后用作招兵买马、东山再起的资本。

那般仓皇逃窜的境遇下，携带体积庞大、不便转运的珠宝文物的可能性极小，只会徒增累赘。

朱有建听罢史官们环环相扣的推演，当即转头交待高起潜：

“后续派蓄塘队去夹山修筑蓄塘时，顺带把这处金洞完整开挖出来，仔细搜查每一处角落，若有其他器物或文字遗存，一并妥善带回京城便是，不必另外专门派人折腾。”

这般安排既不耽误主业，又能进一步探寻藏金之谜，省心又高效，正合他务实的性子。

他话锋一转，想起心中另一桩疑惑，试着询问起贺兰山的相关旧事，想看看这群“活史书”能否捎带解开。

可这一问，却实实在在难住了众史官——

哪怕他们博古通今、通晓历代典章，面对无史可依的古老传闻，也只能束手无策。

老史官们直言，虽有“史出于三坟五典”的说法，但那些多是上古口口相传的信史雏形，真正有文字记载、能作考据依据的，最早是刻于竹简的《竹书纪年》，可这书在他们眼中，压根算不上正统文献，向来不予承认。

这群老学究的严谨近乎执拗：

承认周史，是因有《尚书》《春秋》等确凿史料相互佐证；

就连商朝的存在，若非后世出土了零星甲骨卜辞印证，他们也绝不会轻易认可。

而《竹书纪年》自汉代出土后，历经战乱兵燹，至宋代已佚失大半，又经宋人重新编辑改动，早已失了原始原貌，满是后人附会的痕迹。

想让这群坚守正统、宁缺毋滥的史官承认它的史料价值，简直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