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二月刚过，鸡鸣镇外的山坡上，就冒出点点新绿。溪水解了冻，叮叮咚咚地唱着歌，流向远方。镇上的孩子们脱下了厚厚的棉袄，在田埂上奔跑嬉戏，笑声清脆。

鸡鸣镇的这场“狐仙风波”，已经过去半年了。镇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每个人心里，都还留着一个烙印。那个烙印，是关于淼火柱，关于狐仙，关于那段疯狂而荒诞的岁月。

这天，镇上来了个陌生人。

那人二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他一进镇子，就东张西望，逢人就问：“大爷，您知道淼火柱家怎么走吗？”

镇上的人警惕地看着他：“你找他干啥？”

年轻人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个记者证：“我是省城文学社的记者，想来了解一下这里的‘狐仙事件’。”

人们一听是记者，眼神里立刻充满了戒备和敌意。他们想起了那些被“狐仙”欺骗的日子，想起了那些因为相信“狐仙”而遭受的损失。他们把记者当成了来揭他们伤疤的人，都不愿意搭理他。

记者碰了一鼻子灰，却不气馁。他在镇上唯一的旅馆住下，每天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地敲门，软磨硬泡。他给孩子们买糖果，给老人递烟，帮妇女们干农活。渐渐地，人们被他的诚意打动了，开始愿意跟他说话了。

他找到了张大婶。

张大婶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嗑着瓜子。她看到记者，眯着眼睛笑了：“小伙子，你也是来问狐仙的事儿？”

记者点点头，在她对面坐下，掏出笔记本和笔。

张大婶吐出一颗瓜子皮，说：“火柱那小子，小时候可调皮了。有一回，他偷看我洗澡，被我拿着扫帚追了半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