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红头文件，也没有签章。”有法官皱眉，“能算证据吗？”

陆承安缓缓起身，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系统性掩盖行为，往往不会留下正式文书？正是因为它不敢留。”

他翻开准备好的论证材料：“我们调取了当年三份独立来源：一名秘书的手写笔记、值班摄像师的废片录音、以及一次未播出节目的场记表。三者交叉印证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指令内容完全一致。这叫‘系统性旁证效力’——当多个弱证据指向同一事实，其证明力应视为高度盖然性。”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

最终，主持会议的副院长点头：“这个观点，可以作为内部参考意见下发。”

消息传回时，苏霓正在翻看一份匿名举报信的原始影像。

她嘴角微扬，没说话，只是把那份电子备忘录转发给了全国二十个正在推动信息公开的地方NGO联络站。

而此刻，在西部一座小城的老居民楼里，老张拆开了那封泛黄的信。

信纸粗糙，字迹颤抖，却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

那是他三十年前带过的实习生，一个曾因拍摄拆迁冲突被台里处分的年轻人。

如今已是县级台技术科长，两鬓斑白。

“您当年教我一句话：机器记得比人牢。我一直没忘。”

“台庆要来了，领导让我删掉所有‘有问题’的旧节目。我说删了，也真删了——对外存储全清。但备份还在。它们不该死。”

随信寄来的五盒磁带，编号以“YX”开头——那是他们早年内部对“原生态纪实项目”的代号。

老张的手抖得厉害。

他小心翼翼将第一盘录入系统，画质模糊，音轨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