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江州的夜被雨水浸得发亮，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晕，像一道道未干的墨迹。

国家数字治理研究中心顶层的灯依旧亮着，仿佛一座漂浮在城市之上的孤岛。

苏霓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台灯，暖黄的光线斜斜打在她脸上，映出半边沉静的轮廓。

她盯着电脑屏幕，指尖轻轻滑动，将那份2001年的手写提纲原件照片上传至“透明履职轨迹”平台——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字略显稚嫩却工整有力：

《教你五句话说清委屈》

1. 我是谁？

2. 我遇到了什么事？

3. 谁该为此负责？

4. 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5. 我能提供哪些证据？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批注：“今天社区来了三个阿姨，哭了半小时也没讲明白补贴被扣的事。以后教她们先说这五件事。”

她按下发送键，页面弹出提示：“资料已归档，编号：ZG - 2001 - SN001”。

她靠进椅背，闭了闭眼。

二十年前，她在社区服务中心义务做普法宣传，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五个问题时，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最高法明文倡导的“结构化陈述”范本。

更没想过，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某个齿轮，正悄然按她的节奏转动。

手机震动了一下。

许文澜在团队内部群发了一条消息：“刚拿到最高法文件扫描件，附件模板与‘五步法’匹配度100%，连标点都没改。措辞顺序完全一致。”

群里沉默三秒。

接着有人发了个“裂开”的表情包，又迅速撤回。

许文澜补了一句：“现在不是我们在学体制，是体制在抄我们的作业。”

苏霓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微扬，却没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