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对许文澜而言，不过是时间问题。

她迅速构建了一个虚拟通道，绕过层层防火墙，像一个幽灵般潜入了那个微型基站的操作系统。

当固件数据包被完整拖拽到本地时，她立刻开始了逆向解析。

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

这个小小的基站里，竟然内置了一个庞大的语音库，其中包含至少三十段不同“死者”的录音样本。

更惊人的是，许文澜将部分声纹与早年知青档案库中的口述历史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吻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些音频不是真实录制的，”许文澜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它们是通过提取旧磁带里的残存频率，再结合文本生成模型进行深度重建的。这意味着，有人在系统性地、大规模地构建一个‘幽灵话语库’！”

“这是他们的恐慌反应。”苏霓盯着屏幕上那些跳动的声纹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害怕了，所以才要用伪造的‘亡者认证’，来摧毁我们最宝贵的证据——亲历者的证词。”她当机立断，转向赵小芸：“小芸，马上联系那位王姓妇女，告诉她，我们是基金会的人，愿意为她提供法律援助。请她配合我们，进行一次‘反向诱捕’。”

计划迅速成型：以清明祭扫为由，让王女士公开前往其丈夫的墓地，并随身携带一枚基金会特制的录音笔。

这枚录音笔外观与普通的香火袋无异，实则内置了定向拾音器和高精度信号捕捉模块，一旦“亡夫”的电话再次打来，它不仅能录下声音，还能捕捉到更细微的环境背景音。

与此同时，陆承安从法律层面展开了雷霆万钧的布防。

他绕开了常规程序，直接以基金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向最高法递交了一份“关于公民人格权延伸保护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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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意见稿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自然人死亡后，其声音、肖像等具有人格标识性的生物信息，仍受法律保护，非经其近亲属一致同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模拟、再现或商业化使用。”

此举如同一记重拳，不仅瞬间抢占了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更为将来对背后黑手进行追责，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

同时，他秘密联络了数位曾参与八十年代军用级语音识别项目、早已退休赋闲的老工程师，从他们手中获取了一套几乎失传的声纹比对算法源代码。

这套算法，对于识别经过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音频，有着超乎寻常的鉴别能力。

清明当日，天色阴沉。

王女士按照计划，带着一束菊花和那个特制的“香火袋”，来到了丈夫的墓前。

她如常烧纸、祭拜，神情悲戚，看不出任何破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凌晨三点十七分，一个被无数双眼睛死死盯住的手机屏幕，骤然亮起。

来电显示为“未知号码”。

电话接通，依旧是那个沙哑而熟悉的声音，穿越了十年的生死界限，冰冷地重复着那句话：“别信他们。”

就在电话挂断的瞬间，许文澜的电脑上，一个红点被精准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