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赵小芸再次踏入那几所曾举办过“补写作文”活动的学校。

空气中还残留着昨日的热闹与喧嚣，但今天，她带来的是更深沉的叩问。

孩子们的回访反馈热烈而真挚，他们谈论着梦想，谈论着未来，那些被压抑的声音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然而，就在她整理访谈笔记，准备离开最后一所学校时，门卫室的老师叫住了她，递过来一封没有邮票的信。

信封是老式的牛皮纸材质，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用一种极为克制的笔迹写着“春风基金会 赵小芸女士收”。

赵小芸心中一动，拆开了信封。

信纸很薄，字迹却力透纸背，带着一种长年累月压抑下的隐忍。

“赵女士，你好。我叫陈默，是西北一座山村小学的语文老师。我教了二十年语文，用的一直是化名。我教孩子们要诚实，要勇敢，要堂堂正正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可当他们仰着脸，用最清澈的眼睛问我‘老师，你真名叫什么’的时候，我却说不出口。”

短短几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赵小芸的心上。她继续往下看。

“我的真名，曾是我父亲给我最美好的期盼。但现在，它成了一个我不敢触碰的禁忌。”信中附了一张泛黄的复印件，那是一张八十年代的转学证明。

在姓名那一栏，用隽秀的钢笔字写着——陈望春。

旁边一行小字备注，因亲属重大案件牵连，根据相关规定，建议更名。

强制更名。

这四个字，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陈望春三十年。

他变成了陈默，在沉默中教书育人，将所有的波澜壮阔都藏在了心底。

当晚，这封信和那张承载着一个时代伤痕的转学证明，被摆在了许文澜的面前。

“查。”苏霓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但眼神里的锐利足以穿透黑夜。

许文澜立刻动手，指尖在键盘上翻飞。

然而，她很快就遇到了第一道壁垒。

基金会接口的户籍数据库权限有限，根本无法追踪一个几十年前的个案。

常规路径被瞬间堵死。

“系统不让走的路，我们就自己走出一条路。”许文澜的她没有继续冲击权限，而是调转方向，侵入了另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数据库——全国教师资格注册系统。

她放弃了查找“陈望春”这个名字，转而编写了一个全新的筛查模型。

她的目标是“异常”。

她设定了两个核心筛查条件：“曾使用两个或以上姓名进行申报”以及“学历档案信息与现用名存在无法解释的不匹配”。

她将时间跨度拉到近十年，数据如瀑布般在屏幕上刷新。

两个小时后，一份加密名单生成。

许文澜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呼吸微微一滞。

除去明显的技术性错误，最终筛选出的高度疑似案例，共计147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