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遇到那些昔日曾对我阿谀奉承、如今可能落井下石的所谓“朋友”，面对他们或许会有的窃窃私语和异样目光，我该如何自处？是充耳不闻，保持专业的微笑，还是用某种方式，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浅薄根本不值得我浪费任何情绪？

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陆砚深故意引导某些人前来刁难我，比如故意打翻酒杯，或者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我该如何在保持“服务生”身份的前提下，既不失礼，又不失尊严地化解？

每一个场景，每一种可能，我都像下棋一样，在脑中反复推演。思考着最佳的应对策略，预设着对方可能的反应，准备着各种预案。这不是消极的恐惧，而是一种积极的备战。我要将这场看似针对我的羞辱，变成一场对我自身意志和能力的极限考验。

白天，在进行日常工作的间隙，我甚至开始有意识地练习。在无人的厨房，我端起空的托盘，练习走路的姿态和步伐。不能太快，显得慌张；不能太慢，显得怠惰。要平稳，从容，即使托盘上放满了酒杯，也要保证身姿挺拔，手臂稳定。

我对着浴室里那面模糊的镜子，练习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笑，而是那种标准的、职业化的、带着适度谦恭却又保持距离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要恰到好处，不能过于谄媚，也不能显得冷漠。眼神要平静，不能有闪烁，不能有退缩，要像一潭深水，让人看不透底下的波澜。

我还偷偷观察周姨和其他偶尔来帮工的临时服务生是如何工作的。留意他们端盘子的手势，倒酒的角度，与客人交流时的措辞和语气。我像一个最用功的学生，学习着一切能够让我在晚宴上“完美”扮演好服务生角色的细节。

这些练习，在外人看来，或许会以为我只是在认真准备一份工作。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一场无声的战争做准备。我要用最极致的“专业”和“顺从”，来作为我最坚硬的盾牌。

陆砚深想看到的，是我的失态，是我的崩溃，是我在巨大落差面前流露出的脆弱和不堪。

我偏不让他如愿。

我要让他看到，即使穿着这身廉价的制服，即使做着最卑微的服务工作，沈清弦的脊梁，依然是挺直的。我的骄傲，不会因为外在的身份改变而有丝毫折损。它内化在了我的骨血里，成为了我呼吸的一部分。

夜深人静时，我会再次拿出那套制服，没有立刻穿上，只是用手指细细地抚摸过那粗糙的布料纹理，感受着那与过往天差地别的质感。心中没有愤怒，也没有悲戚，只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冰冷的决心。

这身衣服，是枷锁，也是战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