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计划”像一枚投入深水的炸弹，在砚深集团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涟漪。董事会的强行推进，并未让反对声消失，反而让水面下的暗流更加汹涌。但陆砚深的态度异常坚决，他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效率，迅速组建了核心项目组，亲自挂帅，而我，作为计划的共同构思者，自然也位列其中，负责用户洞察和部分创新业务的初期规划。

这意味着，我们相处的时间，从家里的书房，大量地转移到了公司的会议室、项目组办公室。我们真正开始了朝夕相处、共同工作的日子。

起初，公司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依旧复杂。有对“沈总”这个身份的勉强认可，有对“老板未婚妻”的好奇打量，更有对“她凭什么”的无声质疑。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细小的针，扎在背上。

但我无暇顾及。

项目推进的阻力比想象中更大。不仅来自董事会元老们的消极应对，更来自执行层面。习惯了原有模式的员工，对新的方向充满疑虑和抵触，工作推进缓慢，流程处处掣肘。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以公司为家。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楼的人。

也正是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中，一些奇妙的变化，在我们之间悄然发生。

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

有时，在一个冗长而低效的跨部门会议上，当我听到某个经理用看似专业的术语包装着陈腐的思维时，我会微微蹙一下眉，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坐在主位的陆砚深。

而他，几乎在同一时间，也会将目光投向我。

不需要说话。

只是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汇。

他就能从我的皱眉里，读懂我对那个提议的不认同，以及其背后可能隐藏的陷阱或惰性。

然后，他会不动声色地打断那位经理的发言，抛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或者直接将话题引向更本质的层面，巧妙地瓦解掉那个看似坚固的反对理由。

反之亦然。

当他被一群固执己见的高管围住，陷入僵局，眉宇间开始凝聚不耐烦的风暴时，我会适时地站起身，以需要确认某个用户调研数据为由，请他到外面“简短沟通一下”。

我们会一前一后走出令人窒息的会议室，在走廊的尽头，靠着冰冷的玻璃幕墙。

他通常会先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一口，然后烦躁地扯开领带。

我不会劝他少抽，也不会急着问会议的事。只是安静地等着。

等他吐出那口烟雾，情绪稍微平复，才会哑声说：“一群蠢货！鼠目寸光！”

我会递过去一瓶拧开盖子的矿泉水，轻声说：“正常。改变总是困难的。换个角度想，他们的反对，也帮我们排除了潜在的执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