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很好。

透过餐厅的大落地窗，洒满一室金黄。桌上的白瓷碗里，小米粥冒着温热的气，几碟小菜，清淡爽口。

周姨端着刚烤好的吐司过来，嘴里念叨：“先生说胃不太舒服，让弄软和点。这吐司边我都切掉了，您看行不行？”

我点点头：“行，这样挺好。”

很平常的一个早晨。

陆砚深坐在我对面，戴着老花镜，在看平板电脑上的财经新闻。手指偶尔划过屏幕，速度比年轻时慢了不少。

他最近胃是不太好，年轻时应酬落下的毛病，老了就找上门来。家庭医生来看过，说没什么大碍，就是得精细养着。

所以早餐变成了更容易消化的小米粥，吐司要烤得恰到好处，去掉硬边。

岁月带走了些东西，比如锋利的棱角，比如挥霍健康的资本。

但也留下了些东西。

比如这种融入骨血的习惯和牵挂。

我舀起一勺粥，轻轻吹凉。

氤氲的热气模糊了视线。

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也是早餐。

在这张长长的餐桌上，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主位。我穿着那身可笑的、带着蕾丝花边的保姆制服，垂手站在三米开外的地方。

空气是凝固的，带着高压下的冰冷。

他慢条斯理地用餐刀抹着黄油，头也不抬，声音没什么温度：

“咖啡。”

我上前，端起手冲咖啡壶。壶柄温热，我的手心却一片冰凉。

倾倒的时候，需要控制角度和流速，不能发出一丝声响，咖啡液面不能有任何涟漪。

他的规矩。

我做得很好。那三年，我把“保姆”这个角色，扮演得天衣无缝。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完成这种“服务”时，心里那片废墟，是如何的荒凉。

那不是爱。

那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是尊严被碾碎成粉末后，混合着绝望和一丝不肯熄灭的倔强，勉强粘合起来的、脆弱的壳。

“发什么呆？”

对面传来声音。

我回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