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正常人这时候该琢磨夺权了，但拓跋余不。他的生存哲学很简单：你掌权，我享乐，咱俩互不干涉。史书记载他“日夜酣饮，声乐不绝”，还特别喜欢打猎，“一猎旬日，又游畋无度”（《魏书·南安王余传》）。有时候打猎太投入，连国家大事都不管，大臣们急得跳脚，他却像没听见似的。

为了稳住宗爱，拓跋余也是下了血本。刚登基就“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资治通鉴·宋纪八》），把军政大权全塞给了宗爱，相当于把整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给了一个外人。他还觉得不够，又“发府藏以赐群下，旬月之间，府藏虚竭”（《魏书·南安王余传》），把国库当成了自己的钱包，天天给宗爱和他的小弟们发红包，生怕人家不高兴。

有一次，南边的刘宋王朝打了过来，边境告急的文书堆成了山，拓跋余正带着人在猎场上追兔子，接到报告后大手一挥：“急什么？等朕打完这只再说！”气得大臣们直骂娘。后来还是宗爱觉得边境不稳影响自己捞钱，派人去应付了一下，才算没出大乱子。

这时候的拓跋余，就像个拿着高薪却不干活的空降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字、喝酒、打猎，偶尔还会因为宗爱太嚣张而偷偷抱怨几句。史载他“内不自安，疑爱将谋变”（《资治通鉴·宋纪八》），但也就仅限于怀疑，没什么实际行动——毕竟，跟宗爱翻脸，他连打猎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拓跋余大概忘了，宗爱能杀太武帝，就能杀他这个临时工。随着时间推移，宗爱觉得这个傀儡越来越碍眼：拓跋余虽然窝囊，但毕竟是皇帝，有时候喝多了也会说几句“你别太过分”的醉话，而且大臣们对宗爱的不满也越来越多，总有人暗示拓跋余该“亲政”了。

宗爱这人，属于典型的“做贼心虚”型人格，他觉得拓跋余早晚要跟自己翻脸，不如先下手为强。北魏永平元年（452年）十月，机会来了。这月月底有个祭祀活动，叫“夕祭”，按规矩皇帝要亲自去太庙。宗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太庙人多眼杂，正好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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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那天，拓跋余喝了点小酒，晕乎乎地往太庙走。刚走到西掖门，突然从阴影里窜出几个蒙面人，手里拿着刀，二话不说就朝他扑了过来。拓跋余吓得魂飞魄散，嘴里喊着“宗爱救我”，结果喊了半天没人应——因为这伙人就是宗爱派来的。

史载“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于宫中”（《魏书·南安王余传》），可怜拓跋余，当了八个月皇帝，连龙椅都没坐热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死的时候估计还在想：“说好的一起喝酒打猎呢？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更讽刺的是，他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谥号都没有，《魏书》里只称他“南安王”，就像给商品贴了个“临期处理”的标签。后来还是他的侄子文成帝拓跋濬登基后，才追谥他为“隐王”——“隐”字在谥号里可不是好词，大概是说他这辈子活得不明不白，死得也稀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