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一月的文家湾，因为一块“二等功臣之家”的烫金匾额，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

巴县武装部的同志敲锣打鼓地将匾额抬进文家堂屋，左邻右舍围得水泄不通，羡慕、称赞之声不绝于耳。

文云淑抱着儿子肖镇，站在人群中央，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光彩。

她代表丈夫，接过那份沉甸甸的荣誉，听着武装部领导对肖正堂的褒奖，心里像打翻了蜜罐，甜得发腻。

她落落大方地回应着乡亲们的道贺，言语间满是对丈夫的信任与支持。

然而，当喧闹的人群散去，院子里恢复宁静，那份被荣耀暂时压下的思念与担忧，便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终究还只是一个即将满十九岁的新手妈妈，再坚强，内心也有柔软和脆弱的一面。

就在送走报喜队伍后不久，乡邮员便送来了肖正堂从南部边境部队寄出的第一封家书。

握着那封薄薄却又重若千钧的信，文云淑的手微微颤抖。

她几乎是小跑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用微微发颤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的封口。

信纸展开，丈夫那熟悉而略显潦草的字迹映入眼帘。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生怕漏掉任何一点信息。

读到他说训练艰苦但能坚持时，她心疼；读到他和战友们相处融洽时，她欣慰；但当读到他们三人如何用计麻翻全副武装的走私贩毒团伙时，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后背惊出一层冷汗。

她一连把信反复看了三遍，确认丈夫安然无恙，还立了大功，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随即却又涌起一股后怕和埋怨。

同样读到肖正堂信里鸟人刘培基广东家里跟内地的不同变化的时候，文云淑反复看了这段话。

她不是没有听闻过沿海的一些讯息，重钢作为国家几十年的国营大厂，她又会经常和后勤部门的大姐们接触，哪有没听说过沿海的变化。

她决定按照肖正堂交代的，以后去工地算账就尽可能收集沿海或者改革开放的消息。

她有一种预感，这些第一手的消息能让她一个年轻妈妈以后当浪潮喷涌到内地重庆的时候，有所作为。

就像他大哥现在快人一步胆子大带着文大路的徒弟和乡亲们自己出头包工地一样，总有发展机会的。

“这个砍脑壳的（砍头的，口头禅哈）！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没想想，肖镇才四个月大，要是……要是出点啥子意外，我们娘俩咋个办？”她拿着信走到堂屋，声音带着哭腔，把信递给了父亲文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