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原来从咸阳到邯郸做生意，好比现在从……嗯，好比跨越好几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麻烦得要死。统一之后，这些内部壁垒被打破，华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才能真正畅通起来，为一个更强大的文明共同体打下基础。这是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必要性’。”

“第三，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战国后期，北方的匈奴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不断骚扰边境。中原各国如果还陷于内斗，就无法有效集结整个华夏民族的力量来抵御外侮。秦统一后，才能修筑长城，虽然过程残酷，才能派遣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暂时稳定北疆。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保卫农耕文明的角度看，统一也具备很强的‘必要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赵天成的论述层次分明，从民生、经济、外患三个角度阐述了统一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这让蒙海不禁点头，脸上露出“你看，我就说嘛”的神情。

扶苏和李由也微微颔首，这些道理他们是认同的。

然而，赵天成的话锋陡然变得冰冷而尖锐。

“但是！必要性很强，不代表你进行战争的方式、动机和过程，就天然披上了‘正义’的外衣！蒙海小子，你别急着点头。我们现在要探讨的，不是‘该不该统一’，而是‘秦朝是如何完成统一的’以及‘它为何而战’？这其中的区别，就像‘该不该吃饭’和‘你是通过辛勤劳动吃饭还是通过抢劫别人吃饭’一样，天差地别！”

“秦国的战争机器，从其内在驱动逻辑来看，其‘正义性’是相当稀薄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正义’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必要的恶’。”

“第一，驱动战争的核心动机：绝对的功利主义与扩张主义。”赵天成一针见血。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变成了什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耕战’国家。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强兵’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扩张’和‘掠夺’！《商君书》里怎么说的？‘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这里的‘杀’，就是战争，就是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