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政权中，”赵天成开始系统论述。

“居于上位者，由于其位置、环境、接触人群的限制，其获得的信息，天然地会经过筛选、过滤、甚至扭曲。这并非一定是有人故意欺瞒，有时也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利益立场不同导致的必然结果。如同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固然能望得远，却难以看清山脚下草木的细微形态，更听不清虫鸣蚁语。”

“而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身处社会生活的第一线，是各项政策的最终承受者，他们对政策的好坏、吏治的清浊、生活的甘苦，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他们的意愿、诉求、不满，构成了社会真实的‘民意基础’。”

“一个健康、稳固的政治体系，”赵天成强调。

“必须建立起畅通的、多元的渠道，使这些来自底层的、真实的‘民意’能够相对准确、及时地反馈到决策层。同时，决策层也要主动地去‘采集’这些民意。这套机制，就是政治学中所说的‘政治沟通’与‘民意反馈’系统。你们现在要建立的官员调研制度，就是这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极具操作性的部分。”

“历史上，凡能较好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期，往往能出现治世。”

赵天成举例说明。

“例如西周成王、康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典章制度，同时强调‘明德慎罚’，注重体察民情。与其统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并回应社会需求，缓和矛盾，是分不开的。反之，若此系统阻塞或失效，则危机暗藏。”

“所以说，”赵天成总结道，“建立并维护一个有效的调研与信息反馈系统，其意义远不止于防止官吏欺瞒，更在于它关系到政权能否准确把握社会脉搏，及时调整政策，化解矛盾，巩固统治根基。它是决策的‘眼睛’和‘耳朵’，是检验政策效果的‘试金石’，也是预警社会危机的‘烽火台’。”

“具体到操作层面，”赵天成继续深化。

“这套系统还应包括对调研信息的汇总、分析与运用。不能光是收集上来，堆在档案馆里落灰。朝廷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整理分析各地报上的调研报告，从中提炼出共性的问题、趋势性的动向、区域性的差异，形成定期的‘民情报告’，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