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霓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凝聚人心时，陆承安正在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他敏锐地从故纸堆般的政策文件中，翻出了一份刚刚由国家颁布，尚未在地方完全落地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意见》。

文件明确鼓励“非体制主体承办文化活动”。

这是一个完美的政策缝隙。

他迅速以个人名义，绕开了所有可能设卡的部门，直接向市文化发展基金会提交了一份立项申请书。

在申请书里，“民间传媒大会”被巧妙地包装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学术名词——“基层表达力振兴实验项目”。

他申请的并非巨额投资，而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额启动资金。

但在文件的附件里，他附上了一份由顶尖律师出具的司法意见书，其中一句措辞严谨却暗藏锋芒：“若政府相关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支持此类旨在促进公民言论表达的非营利性民间平台，或将构成行政不作为。”

这份文件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体制最怕麻烦的神经。

文件递交的当天下午，财政局一笔五万元的专项资助，火速批复到了陆承安指定的账户上。

钱虽然不多，但意义非凡。

这代表着，他们的“非法集会”，意外地获得了一丝“合法”的色彩。

团队内部，许文澜则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建议：“我们不能只沉湎于讲述‘过去的声音’，那只是宣泄。我们必须为‘未来的声音’，设计一个入口。”

在她的主导下，一个名为“盲盒提案墙”的互动装置被开发出来。

每一个参会者，都可以将自己曾经被毙掉的、被嘲笑的、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节目创意，匿名写下，投进盲盒。

大会期间，将随机抽取，并由现场所有人投票决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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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抽中的提案，就让全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那是一张泛黄的、用钢笔写就的稿纸，提案来自1992年，一个偏远县级电视台的年轻编导。

他的创意是——“农民工热线直播”。

一个尘封了整整三十年的构想。

在那个年代，它被批为“不切实际”“专揭短处”，如今看来，却充满了先见之明的人文关怀。

苏霓只看了一眼，便当场拍板，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这个不做栏目，我们做频道。”

赵小芸的眼睛瞬间亮了，她立刻抓起电话，开始联系本地的有线电视运营商，试探性地询问一个独立频道的接入可能性。

与此同时，老张从电视台的废品仓库里，翻出了一台几乎已经报废的转播车。

他带着几个懂技术的老伙计，不眠不休地抢修了三天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