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澜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杆：“有些学员……比如刚才那个抱布娃娃的小姑娘，她爸爸是聋哑人。我教她怎么拍的时候，她手一直在抖，说‘万一被老板知道，爸爸会被赶走’。”她抬头时，眼睛里像蒙了层雾，“苏姐，有些声音，不是不会发，是不敢发。”

窗外的阳光突然被云遮住，许文澜的话像根细针，轻轻扎在苏霓心上。

她望着教室里李大姐举着手机兴奋讲解的背影，又看向门口那个攥着布娃娃的小姑娘——她正缩在墙角，脚尖在地上画着小圈，手机屏幕黑着，始终没打开过摄像头。

“我知道。”苏霓轻声说，伸手替许文澜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刘海，“所以我们的‘蜂巢’，得有更软的蜂房。”她转身时，目光扫过整个演播厅——老周正和四个工友凑在白板前画分组图，陆承安对着手机讲法律条款，赵小芸蹲在阿婆身边教她怎么存视频，老张教室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楼梯口。

晨光重新穿透云层，照在苏霓发梢。

她忽然想起昨夜陆承安说的话：“真正的改变，不是我们替他们说话，是他们自己学会开口。”而现在，这些人正攥着手机、U盘、笔记本，像攥着最锋利的武器——不是用来攻击谁，是用来在沉默的墙上，凿出一个个能透出光的洞。

那个抱布娃娃的小姑娘突然抬起头。

她看见苏霓在看她，手指微微动了动，慢慢从兜里摸出手机。

屏幕亮起的瞬间，苏霓清楚地看见，小姑娘的拇指指腹上，有一道新鲜的咬痕。

许文澜的笔记本在深夜台灯下泛着暖黄的光，她盯着“聋哑摊主”那行字，笔尖突然戳破了纸页。

三天前那个抱布娃娃的小姑娘走后，她蹲在墙角捡回对方遗落的手机——相册里存着二十七条未发送的视频，每条都是爸爸在工地打手势比划“疼”，最后一条拍在暴雨夜，镜头里的男人蜷在工棚角落，雨水顺着油毡布滴在他打着石膏的腿上。

“苏姐，我想做个‘代际传声筒’。”许文澜攥着笔记本冲进苏霓办公室时，晨雾还未散。

她的白衬衫下摆被风吹得翘起，发梢沾着水珠，“让孩子帮长辈录故事，他们不敢说的，由最亲的人说出来。”

苏霓正翻着“蜂巢”小组的日报，闻言抬头时，钢笔尖在“留守儿童”那栏点出个墨点。

她望着许文澜泛红的眼尾——这是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的痕迹，忽然想起自己刚进电视台时，也是这样攥着策划案，指甲掐进掌心才能压下颤抖。

“为什么是孩子？”她问，指尖敲了敲桌上的保温杯。

许文澜的喉结动了动：“那天教小姑娘拍视频，她突然用手语问我‘阿姨，爸爸说的话，用手比划也算说话吗？’”她从兜里摸出张皱巴巴的便签纸，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手语图案，“我查了资料，很多老人、残疾人习惯用‘不说’保护自己，但孩子不会——他们会把奶奶的唠叨、爷爷的叹息，都当宝贝似的记下来。”

苏霓的目光落在便签纸上，忽然笑了：“周伯的孙女小棠，昨天在老张教室学了半小时手语对吧？”她抽出钢笔在日历上圈出“下周三”，“就用他们做第一期。”

录制那天，老张的摄像机对着墙根的老藤椅。

周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枯瘦的手在胸前快速翻动——小棠跪坐在他脚边，同步用手语翻译：“1973年在黑龙江，队里分粮，会计说我是‘黑五类’，少分20斤……”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爷爷说，他不是要讨回那20斤粮，是想让大家知道，他的手也种过地，他的汗也浸过土。”

老张的镜头始终没切。

他举着摄像机的手微微发抖——这台跟了他20年的机器，第一次记录下没有声音的“说话”。

后期制作时，他坚持在画面右侧打上滚动字幕，和手语画面并列：“知青周建国口述：被克扣的20斤口粮”。

节目播出当晚，声浪传媒的热线被打爆了。

赵小芸抱着电话本记到第三页时，突然喊起来：“苏姐！弹幕要挤爆了！”

苏霓凑到监控屏前。

滚动的弹幕里，“手语”“爷爷的手”“原来听不见的人，心里话最多”刷成了一片海。

最顶端一条被顶到10万赞：“我爷爷也是聋哑人，他总在我手心里写字，原来他藏了这么多故事。”

陆承安端着咖啡过来，镜片后的目光亮得惊人：“法治办高主任刚才发消息，说要把这期节目放进社区普法教材。”他顿了顿，指尖点了点屏幕上的手语画面，“你看，当表达工具回到说话的人手里，连沉默都有了重量。”

小主，

这种重量在7天后的夏夜，彻底砸开了社区的水泥地。

“路灯下的议事会”原定8点开始，6点半广场上就摆满了小马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