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霓却靠在门框上，慢条斯理地卷起袖口：“延迟二十四小时。”

“什么？可他们是正式公函……”

“那就让他们等通知。”苏霓走进编辑间，打开专业剪辑台，“反正我们也常等他们的通知，不是吗？”

她开始录制视频。镜头前的她戴着白手套，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

“请注意：本影像属一级保护资料。播放环境温度应控制在18-22摄氏度，湿度40%-55%。禁止使用非无尘手套触碰存储介质。每次读取前后需填写《使用日志》，并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一条条规程，细致到令人发指。

“既然他们要拿走，”她对着镜头微笑，“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而在城郊某处停车场，“流动真相号”缓缓启动。

这辆改装过的卫星转播车，车身印着一行小字：“听见看不见的声音”。

它即将驶向下一座县城，车顶铁牌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像一把出鞘的刀。

同一时刻，老张坐在空荡荡的培训室里，面前摊开着二十份学员作业。

画面粗糙，叙事生涩，但每一帧都带着泥土的气息和真实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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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根根翻看，嘴角微微扬起。

明天，这里将迎来第一批结业学员。

凌晨的雾气还未散尽，老张教室的铁门被推开时，发出一声钝响，像是某种仪式的钟声。

十七个年轻人鱼贯而入，肩上扛着摄像机，衣服沾着工地的灰、菜市场的泥、城中村小巷的雨水。

他们眼神疲惫却亮得惊人，像刚从一场漫长的暗夜突围而出。

桌上摆着二十卷崭新的空白磁带，银色外壳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老张站在讲台前，没穿西装，只套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手里捏着一份名单。

他没念名字，也没说恭喜，只是沙哑地开口：“你们拍的东西，别存电脑，别传云端，就录在这上面。哪天信号全断了，还能用电池放给人看。”

空气一静。

有人低头看着那卷磁带，手指微微发抖。

有个女孩悄悄抹了眼角——她刚拍完父亲在建筑工地摔伤后，包工头撕毁协议的那一夜；另一个男生攥紧了拳头，他跟了三个月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昨天终于收到教育局“暂不纳入划片”的红头文件。

老张把第一卷磁带放进一个学生手里，动作轻得像交付骨灰盒。

“记住，”他说，“机器会坏，平台会关，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播，真相就不会死。”

没有掌声，没有人说话。

他们默默接过磁带，仿佛接过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誓约。

三小时后，十七台肩扛摄像机同时启动，镜头对准城乡接合部斑驳的围墙、锈蚀的铁门、贴满补习班广告的小卖部。

孩子们背着破旧书包穿过施工围挡去上学，校门口写着“外来人员子女须自备学籍担保函”。

一个母亲跪在区教育局窗口外，手里举着儿子的奖状，声音嘶哑：“他拿了全市作文一等奖……就不能算个人吗？”

画面颤抖，却坚定地记录着。

与此同时，陆承安坐在律师事务所顶层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城市初升的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