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则只有一条，”苏霓的声音掷地有声，“非紧急不打扰。低调介入，专业修复，我们要做的是清障，而不是作秀。”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重见天日的名字上时，基金会的另一位核心成员陆承安，却早已将视线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他敏锐地预判到，这次事件将撬动一个巨大的政策窗口。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不眠不休，准备了三套关于档案法修订的预案。

一周后，国务院办公厅紧急召集民政部、国家档案局等相关部门，商议“基层档案安全整改”事宜。

凭借基金会多年积累的声誉和影响力，陆承安作为特邀代表列席。

会议上，各部门都在讨论如何加固库房、更新设备、进行数字化备份。

轮到陆承安发言时，他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各位领导，加固库房、更新设备，这都是亡羊补牢。但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仅是纸张的安全问题。”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救人，而不仅仅是救纸。”

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建议：建议将“口述补证”正式纳入档案修复的法定程序，让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个体，有机会通过亲人的记忆，重构自己的身份。

一位主管领导皱起了眉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口述历史，主观性太强。万一说的不实呢？这个责任谁来负？”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陆承安。

陆承安迎着质疑的目光，平静而有力地回答：“那就让它经得起质疑，而不是干脆不让说。”

一句话，振聋发聩。

一个月后，国家档案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启动“公民身份记忆修复工程”试点工作，首批五个城市被纳入，并且在文件中明确支持“口述历史 + 物证佐证”的双重认证模式。

发布会当天，苏霓没有出席。

她独自一人走进胡同深处的一家老照相馆。

老板递给她一本积满灰尘的毕业合影册。

她翻到其中一页，指尖轻轻停在一张模糊的孩童面孔上。

那是她童年的邻居，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后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迫改名换姓，最终消失在人海里。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是许文澜发来的一张截图，全国“记忆角”动态地图上，闪烁的红点总数已经突破了两千。

截图下面还有一条最新的系统留言：“妈，我现在能用我的真名，填这张政审表了。”

苏霓的指尖在那张模糊的面孔上轻轻抚过，像是在拂去四十年的尘埃。

她低声说，仿佛在对那个消失的玩伴耳语：

“你看，他们都回来了。”

她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望向窗外。

秋日的天空澄澈如洗，台风带来的阴霾早已散尽。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一场由意外引发的危机，最终导向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

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陆承安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苏霓点开，脸上的温情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短信上写着：名单要公布了，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