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银杏根系计划’的第一步，不是我们去教他们怎么做，”她的声音清晰而有力，“而是要让他们觉得，推动口述历史档案数字化，这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最想做、最需要做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帮他们捅破那层窗户纸。”

任务落到了林晚头上。

作为团队的对外联络核心，她开始接触这三个试点城市的基层档案员。

然而，现实比预想的更冰冷。

电话那头，多数人态度客气却疏离，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哦，新标准啊，知道了。上面让弄我们就弄呗，反正最后还不都是填表交差。”

几通电话下来，林晚感到一阵无力。

她意识到，单纯推送精美的操作手册和技术说明，对这些早已在文山会海中麻木的一线人员来说，不过是又一份需要应付的“作业”。

她当机立断，改变了策略。

她向苏霓申请，组织一场特殊的“反向培训”。

一周后，一场名为“档案的温度”的线上分享会在三个试点城市同步举行。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专家说教。

林晚邀请了三位特殊的“讲师”——他们都曾是基金会口述史项目的受访者，也都是靠着这些数字化档案成功维权的普通人。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镜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清晰地讲述了他如何凭借基金会系统生成的唯一编码ID，在社保系统里找到了自己三十年前的工龄记录，最终追回了被算错的数万元养老金差额。

当老人展示出那条带有时间戳的口述史记录链接时，直播画面里，许多参会的基层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悄悄记下了那个他们之前不屑一顾的系统路径。

与此同时，陆承安正在南方的试点市，对另一重风险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