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夜色温柔，像一张巨大的幕布，将白日的喧嚣与浮躁尽数遮掩。

社区礼堂里没有亮如白昼的顶灯，只有几排昏黄的落地灯，光线勉强勾勒出人们模糊的轮廓。

这里没有舞台，说话的人就站在听众面前，平等得像在自家客厅。

空气里浮动着老式投影仪风扇的嗡嗡声，和一丝淡淡的尘埃气息。

苏霓悄无声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像一滴融入大海的水。

她看着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正有些紧张地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一段视频投到前方的白墙上。

画面晃动着，一个布满皱纹的老人出现在镜头里，眼神浑浊，却在努力地看向镜头外的孙女。

“爷爷，您当年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啊？”女孩稚嫩的声音响起，带着天真的好奇。

老人沉默了许久，浑浊的眼眶渐渐泛起一层水光。

他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录取通知书到了，家里说，弟弟……弟弟比我更需要那份粮票。他是男孩，要传宗接代。”

话音落下，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投影仪的风扇声，固执地转动着，仿佛在为那段被尘封的岁月叹息。

苏霓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那份压抑的、无处言说的牺牲，跨越了半个世纪，依然能精准地刺痛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她注意到，几乎每位上台分享的家长或被孩子们采访的长辈面前，都摆着一张小小的、用硬纸壳做成的卡片。

上面是手写的字迹，每一张都一样——“我说出的，是我愿意被记住的”。

这句话像一道微光，照亮了这些破碎、零散，甚至带着伤痛的记忆。

它不是被迫的交代，不是猎奇的展示，而是一种郑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托付。

托付给愿意倾听的耳朵，托付给未来。

苏霓没有上台的打算。

今晚，她是纯粹的倾听者。

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悄悄调到录音模式，将手机放在腿上，屏幕朝下。

这些声音太珍贵了，她想带回去，带给陆承安听。

这些不属于宏大叙事，却构成了生命本身的故事，是他们共同事业最坚实的土壤。

就在苏霓沉浸在这份厚重的集体记忆中时，几十公里外的中央商务区（CBD）顶层律所里，陆承安刚刚结束一个跨国并购的视频会议。

他揉了揉眉心，落地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如星河，却照不进他眼底的一丝疲惫。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是前台转接的。

一个年轻而急切的声音传来：“您好，是陆承安律师吗？我……我是名小学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陆承安的声音温和而沉稳：“请讲。”

“我们学校……让学生做口述史报告。有个孩子采访了他父亲，写了他父亲年轻时当‘待业青年’，在街头给人修自行车，还因为投机倒把被短暂拘留过的经历。报告写得特别真诚，可……可校领导看到了，觉得‘影响不好’，要求把这份报告撤回，让孩子重写。”年轻教师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无力，“我们该怎么办？这合法吗？这合理吗？”

陆承安的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目光却变得锐利起来。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孩子的父亲，是否同意这份报告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