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那浓重的烟草味和文件上冰冷的铅字，像无形的枷锁，在我打扫完毕后，依旧沉甸甸地套在我的感官上。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充满压抑和秘密的空间，反手带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大口喘息，仿佛刚刚从深海潜回岸上，急需氧气。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是因为劳累，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惊悸和……一种被强行唤醒的、久违的战栗。

那份被揉皱的《“曙光计划”风险评估及违约条款摘要》，像一枚投入我心湖的深水炸弹，不仅炸开了陆砚深面临的危机真相，也炸沉了我努力维持的、作为“保姆沈清弦”的平静表象。

我快步走下楼梯，回到厨房，拧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反复冲洗着脸颊和手腕，试图用物理的冰冷来镇压内心的翻江倒海。镜子里，我的脸色苍白，眼底带着一丝慌乱和残余的震惊。

不该看的。

我不该看那份文件的。

更不该的是，我那该死的、属于“沈家大小姐”的职业本能，竟然在那一瞬间自动启动，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快速捕捉、分析、甚至开始匹配数据库里的类似案例。

那些复杂的违约条款，对方利用当地法律模糊地带的强势姿态，以及项目停滞可能引发的巨额连锁赔偿……这一切的运作模式和关键节点，为什么会如此熟悉？

我强迫自己专注于下午的其他工作——熨烫衣物，整理储物间，准备晚餐的食材。每一个动作都刻意放慢，力求精准，试图用机械的劳动填满大脑，阻止那些不受控制的联想和回忆浮出水面。

然而，有些东西，一旦被触发，就像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一条缝隙，再也无法轻易合上。

当我推着熨衣板走进二楼一间不常用的客房，准备熨烫一批床单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了靠墙放置的一个高大书架。那是宅邸里众多书架中的一个，里面摆放的多是一些不常翻阅的书籍和杂物。周姨之前提过，这个书架顶层的灰尘需要重点清理。

我搬来梯子，爬上去，拿起一块干净的软布，开始擦拭书架顶层的积尘。动作机械，心思却依旧缠绕在书房里那份文件上。指尖拂过一本本硬壳精装书的书脊，那些陌生的书名和作者，无法吸引我丝毫的注意力。

就在我擦拭到书架角落，一本格外厚重、书脊已经有些磨损的深蓝色经济学期刊时，我的手指突然顿住了。

不是因为这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擦拭的动作，无意间触动了尘封的记忆闸门。

一个画面，毫无征兆地、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是关于陆砚深的文件，而是关于我父亲。

是三年前，同样一个令人焦头烂额的下午。父亲的书房里，也是堆满了文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他当时正面临一桩极其棘手的海外合约纠纷，合作方是某个东南亚国家的大家族企业，对方利用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法律漏洞，在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突然发难，要求重新谈判，条件苛刻到近乎掠夺。

当时，父亲的公司远没有砚深集团这般庞大，那一纸合约几乎押上了公司大半的身家性命。对方的突然毁约，无异于灭顶之灾。我记得父亲当时的样子，和现在的陆砚深何其相似——疲惫，焦灼，眼底布满血丝，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偶尔会失控地将文件摔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