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已经藏好，路线已在心中勾勒了无数遍，逃离的计划像一张精密的地图，在我脑中反复铺展、修改、完善。

但我知道，一个成功的逃亡，不仅需要完美的起点，更需要一个安全的终点。

我不能像一只无头苍蝇，撞出这座牢笼后，却迷失在更广阔、也更危险的未知世界里。我需要一个落脚点，一个能让我暂时喘息、重新连接这个世界的支点。

我的目光，越过这座冰冷豪宅的窗户，投向了遥远的南方。那里有温暖湿润的空气，有阳光灿烂的海岸线，有与这座北方权力中心截然不同的、缓慢而慵懒的节奏。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唯一还能信任、也唯一可能愿意向我伸出援手的人——林薇。

林薇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睡在我上铺的姐妹。我们家境相当，志趣相投，曾一起在图书馆熬夜备考，一起在深夜的操场分享心事，一起憧憬过未来闪闪发光的人生。

后来，我家破产，我从云端坠落，身边所谓的“朋友”如潮水般退去，唯有林薇，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偷偷找到我暂居的破旧出租屋，塞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红着眼圈紧紧拥抱我，说：“清弦，挺住，一定会过去的。”

她没有问太多，只是无声地支持。后来，她家也搬去了南方，她在一个靠海的小城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名字叫“等风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极其偶尔的、不痛不痒的点赞联系，像两条曾经交汇又各自远去的溪流，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遥远的守望。

选择她，不仅仅是因为过去的情谊，更因为她的现状。她远离了北方的名利场，过着简单自在的生活，她的圈子与陆砚深的商业帝国几乎没有交集。而且，她为人通透又谨慎，懂得分寸。向她求助，风险相对最小。

但如何联系她，成了一个比藏匿行李更棘手的难题。陆砚深对我的监视已经严密到了变态的程度。我的手机早已被没收，宅邸里的固定电话都有录音，所有与外界的网络连接都被严格监控。任何试图通过常规渠道联系林薇的行为，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必须找到一个绝对隐蔽的、不会被追踪的渠道。

机会，隐藏在最日常的琐碎里。宅邸里有一位负责帮厨和部分杂务的阿姨，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婶。王婶是个热心肠，嗓门大，爱唠叨家常，儿子在南方当兵，她隔三差五就要去邮局给儿子寄些家乡特产和手写信。她总抱怨现在年轻人都不写信了，就她这个老古董还坚持着。

这个每周至少去一次邮局的习惯，成了我眼中唯一可能的安全通道。

我开始有意识地接近王婶。在她揉面的时候，我会默默递上一杯温水；在她清理厨房时，我会顺手帮她搬动沉重的米袋。我不多话，只是用行动表达着一种无声的善意。王婶起初有些拘谨，毕竟我是“先生”格外“关注”的人，但时间久了，见我总是安安静静、低眉顺眼的样子，她也渐渐放松了警惕，偶尔会跟我念叨几句她儿子的趣事，或者抱怨寄信邮费又涨了。

时机在一个周四的上午成熟。那天，王婶又在厨房里边打包腊肠边叹气：“唉，这鬼天气，又要跑一趟邮局，我这老寒腿哦……”

我正低头擦拭灶台，闻言动作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带着些许怯懦和犹豫的声音，轻声开口：“王婶……我……我有个远房表妹，也好久没联系了，听说也在南边……我，我也想给她写封信，报个平安……能不能……麻烦您……”

我的声音越说越低，带着一种长期被压抑后特有的软弱和不安，眼神怯怯地看向王婶，充满了卑微的祈求。这是我精心计算好的姿态，一个被长期囚禁、思念亲人却又不敢声张的可怜人形象，最容易激发像王婶这样善良又有些八卦的中年妇女的同情心。

王婶果然愣了一下，看着我苍白瘦弱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怜悯。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清弦啊，你这……先生知道吗？”

我连忙摇头，眼神里适时地涌上惊恐：“不，不能让他知道！王婶，求您了，我就是……就是想告诉表妹我还活着，让她别担心……就一封信，很小的忙……” 我甚至适时地让眼圈微微发红，声音带上了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