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独立下床行走，像推开了一扇沉重的枷锁。虽然步伐依旧虚浮，需要扶着墙壁缓慢挪动，但这点微不足道的自由，却让我干涸的心底，渗进了一丝久违的空气。

陆砚深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透明。

自从那次搀扶被躲开后，他彻底退守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这个距离，通常是以病房的门为界。他很少再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大多时候，只是定时送来温水和护士交代的餐食，轻手轻脚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迅速离开，像一道无声的影子。他的目光不再敢长时间停留在我身上，往往只是飞快地扫过，确认我无恙后，便仓皇垂下，仿佛多看一眼都是僭越。

他变得很小心。小心到连呼吸都刻意放轻，生怕惊扰了我。

这种小心翼翼，比之前的忏悔和痛苦，更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它像一张柔软的、却无处不在的网，密不透风地笼罩着这间病房。我知道，他在用他的方式赎罪，在用他的退让，卑微地祈求一丝渺茫的转机。

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就像那束白色郁金香，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微微卷曲，失去了最初的水润光泽。再精心的养护，也阻止不了它走向凋零的过程。

出院的日子，定在明天早上。

这个信息，像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我心里漾开圈圈涟漪。不是喜悦，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对“下一步”的本能规划。离开这里，然后呢？

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离开这间充斥着消毒水、悔恨和过度小心的病房，离开这道如影随形的、充满负罪感的目光。我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哪怕那个空间狭小、简陋。

下午，趁着陆砚深被主治医生叫去办公室谈最后的注意事项，我扶着墙壁，慢慢走到了护士站。

值班护士认识我，看到我过来，露出温和的笑容：“沈小姐，怎么自己过来了？需要什么按呼叫铃就好。”

“谢谢，”我声音还有些轻，但足够清晰，“我想办理出院手续。”

护士愣了一下，看了眼时间：“出院？陆先生刚刚和医生去……手续一般明天早上办也可以的。”

“我现在就办。”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麻烦你了。”

护士看了看我，又看了眼医生办公室的方向，似乎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打印单据。”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简单。签几个字，结清费用（我知道，这必然是陆砚深早已安排好的），拿到出院小结和注意事项的单子。我的行李少得可怜，只有几件住院后陆砚深让人送来的换洗衣物，和一个装着我之前衣物的袋子，一直放在病房的柜子里。

我回到病房，动作缓慢却有条理地开始收拾。将病号服换下，叠好放在床头。穿上自己的旧衣服，棉质的布料摩擦着新生的疤痕，带来些许异样感，但这感觉真实，是属于“沈清弦”的，而不是“病人沈清弦”的。

我把那几件不多的衣物塞进袋子，拉上拉链。动作间，牵扯到腹部的伤口，传来一阵细微的刺痛。我停下动作，缓了缓。

这痛楚提醒着我，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