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不是一句空泛的情话。

它变成了具体而微的行动，渗透进我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里。陆砚深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笨拙又坚定地，为我构建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结界。

他开始有意识地增加非肢体接触的亲密。

比如，他来我公寓时，会带一本他正在读的书，或者一份他觉得我会感兴趣的商业案例。我们各自占据沙发一角，安静阅读，偶尔抬头交流几句想法。阳光洒满房间，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和彼此平稳的呼吸。这种静谧的陪伴，比任何热烈的告白都更能滋养信任。

他出差带的“小礼物”也变得五花八门。不再局限于昂贵的首饰或奢侈品，可能是一盒异地老字号的点心，一块造型奇特的火山石，或者一张他清晨在异国公园跑步时拍的、糊掉了的松鼠背影。这些小小的、带着他生活痕迹和分享欲的物件，一点点填补着过去三年我们之间的空白。

但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我未曾预料的方向。

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我们在我公寓吃晚饭。电视里放着无聊的新闻，气氛家常。不知怎么，聊起了最近一部热议的、关于心理创伤的纪录片。

我随口说了一句：“拍得挺真实的，那种ptsd的反应。”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这个话题太敏感，像一块隐形的礁石，我们都小心地避让着。

陆砚深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很自然地把一块剔好刺的鱼肉放进我碗里。他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语气是经过斟酌的平静：

“清弦，我认识一位很好的心理医生，女性，很专业，也很有同理心。”他看着我，眼神坦诚，没有任何刺探或怜悯，只有纯粹的关心，“如果你觉得……有任何时候，需要和人聊聊，或许可以试试。当然，完全看你自己。”

我的心猛地一缩。

看心理医生？这意味着正式承认我“有问题”，承认那些创伤需要专业的干预。我的骄傲让我本能地想要否认。我看起来不是很好吗？我能工作，能生活，甚至能开始新的感情。

我垂下眼，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没说话。

他没有催促，也没有试图说服，只是安静地陪我坐着。

空气有些凝滞。

过了很久，我听到自己声音干涩地问：“你……觉得我需要看医生？”

这不是质问，更像是一种无措的确认。

“不。”他回答得很快，也很坚定，“我觉得你很坚强，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无数倍。我不是觉得你需要‘治疗’，我是希望……你能有一个更安全、更专业的渠道，去释放那些可能连你自己都尚未察觉的压力。”